川端康成传记

   1899年6月11日，晚上九点，在大阪市的天满比花町，川端康成出生了。他出生第二年，父亲荣吉患肺结核去世，出生第四年，母亲也因服侍丈夫时染上肺病，丢下了川端撒手西去。
川端只好跟着姐姐芳子、祖父、祖母生活，由祖父母带着回到了祖籍——丰川村宿久庄车村。
     川端的祖父年轻时也曾风云一时，他是贵族子弟，种植茶叶，制造涂粉，精通汉医，占卦看风水，著有《构宅安危论》和随想录《要话杂论集》，绘画亦有名作流传后世。
     但是，他身上的贵族血统和知识的因素，没有使他发迹，相反，却促使他一事无成，倒卖掉家产后，从一地迁徒到另一地，一生不得志，经手做的事全部都失败了……几个子女都先他而去，没有人说话，又聋又瞎，彻底的孤独——这便是祖父。“哭着过日子”成了祖父嘴边的话。
        从小失去了父母，在祖父母的膝下长大，想念父母时，只能从照片上去寻找了。两个老人失去了儿子和儿媳，生怕作为荣吉家唯一男丁的孙子再有什么闪失，他们把川端康成的姐姐芳子寄养在她姨母家，带了川端康成回了故乡，三个人住在低矮潮湿的农舍里，在凄凉悲苦中打发着日子。他们严密地看管着小川端，饭是祖母哄着一口口喂到嘴里，行动也限制在自家阴暗潮湿的房子中，小川端在这种环境中，不仅极为任性，而且有些神经质。衣服沾上了一滴油，他便不穿，任祖父母百般哄劝，直到把那一块沾了油的衣料挖剪下来，再补上，他才穿。
     弱小的川端，终于在祖父母提心吊胆的看守下，长到了上小学的年龄。然而，终日只和爷爷奶奶两张脸对望的小川端，一看到大群的人，便感到恐怖，在入学仪式上，川端康成泪流满面。另外，也由于祖父在学龄前已教会小川端读一些简易读物，学校读和教的东西，对他便显得无聊，他早已知道了。学校对一般小孩子所具有的吸引力，对川端已消失，他讨厌学校，不愿到闹哄哄的小学生中间去。
       然而，日本的学校规章制度十分严格，不准无故旷课不说，各个村的小学生之间还开展出席率比赛，每天全村的学生聚齐了一块去上学。每当川端不想去学校时，便借口有病不去，一听他说哪儿不舒服，祖父母便吓得张惶失措，急忙让他躺下，给他吃药。  
　　祖父的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就在此后不久，老伴却又突然痉挛不止，老人摸索着出了门，到一棵大柚树下去喊保姆，悲切地又尖又细的呼喊声，在幼年川端的心中，划下了永久的伤痕，使他终生难忘。
       祖母去世后，川端和姐姐芳子由保姆的丈夫和儿子分别背着，为祖母送葬。
　　从八岁到十六岁，这一段本该生龙活虎的岁月。川端康成是在每天看父亲的相片，或是像看相片一样盯住爷爷的脸度过的。
   　对着祖父的脸长久注视的日子，寂寞的童年、悲凉的童心，那时，他常常赤着脚，踩着满地露珠，去看大阪原野上的日出。
　　  天还没亮，他已经等不及了，他爬上了山顶，独自一人蹲在空寂的山顶上一棵小松树下，那松树的叶子和树干，随着太阳升起由暗转亮时的情景，太阳从雾海中跃出天际的一刹那，多少年后，川端康成仍觉得历历在目。
   　实在无法抵御和爷爷独坐的孤寂了，川端康成便对爷爷说：
     “我可以去玩吗？”“呵，去吧。”祖父心情很大轻松地微笑着，这样反而显出那苍老尖细的声音中的悲哀。川端康成一溜烟地跑出去了。
    川端常去的人家，就在他的隔壁。主妇温和慈祥，川端总是和这个家庭的父母兄弟围坐在火炉旁，谈天说地。这个温暖的家庭，就好比天堂，使一尺之远的川端家更显示出阴冷空寂。川端康成到这里来寻到的一点温暖和欢乐，一走到他自己家门边，不觉就消失殆尽，而且更显示出他自己的悲凉。
     这大大的落差，鲜明的比较，岂是一颗童心所能忍受的？
   　寂寥之外，孤独之外，还总有失去至亲的哀伤打击着这个孤苦的孩子。
　　父母去世，他尚在婴儿时，不知悲哀，而八岁时祖母去世，十一岁姐姐夭折，他已经从祖父的哀伤中感知了悲切。
     接到姐姐的死讯时，川端康成不忍心告诉祖父，拖延了好几个小时之后，才不得不把这信读给盲了的爷爷听。由于写信人字迹潦草，十一岁的孩子认不全，只好在祖父的手掌心上描画出来，那一幕甚是凄惨。
  　“每每一想到当时读信时，握住祖父手的感触，直到今天，还觉得我的手掌直发凉。”
    　最凄惨的是命运连这个又聋又瞎的老祖父，也不给川端留下。那是1914年 5月20日夜里十二点，祖父咽了气，丢下了十六岁的川端康成。
　　   川端康成的少儿时期，一岁丧父，二岁失母，七岁祖母身亡，十一岁姐姐离世，十六岁祖父逝世，他不仅接二连三地为亲人披孝送葬，而且辗转寄食在亲戚家中，也不断地碰上亲戚的丧葬。有一年暑假，川端康成一次参加丧礼，再加上为中学英文教师和一位好友送殡，他的表兄送他一个“参加葬礼的名人”之绰号，表嫂表妹甚至说川端的“衣服全是坟墓的味儿”，送他一个“殡仪馆先生”的雅号。
     “在给祖父送殡时，夸张点儿说，全村五十家都因可怜我而掉泪。送葬的队列从村中通过，我走在祖父棺木的正前方，每当我走过一个十字路口时，站在十字路口的那些妇女便哭出声来，总听见她们说：真可怜哪，可怜呵！” 
　 　但是，意料之外的是，人们的怜悯，竟然也给少年川端造成了一种伤害。
　　“幼年的我，一被人说成可怜，一般是很扫兴的，同时便有某种不理解，某种羞耻，某种恼怒。但因为既不能辩解又不能抗议，所以，被看作可怜的我，便暂时留在了别人那怜悯的眼睛里，而真正的我却悄悄躲在一边，等待这种什么也说不出口的短暂时间过去。大人们怜悯之心的温情，小孩子自然是明白的，但在心中却反而留下了冷冷的阴影。”
　 　当他晚年时，这些阴影一定又像童年时一样强烈地主宰了他。因为据说人到了晚年，就活在了童年的回忆中，却把离自己最近的事都忘了，偏偏想到离自己最远的事，所以，川端无视一生创作的巨大成就，无视获诺贝尔文学奖后铺天盖地的荣誉、思想和行为，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，开始厌恶人群，想躲起来。
　　 伊豆之旅改变了人生
　　十几岁时，他一个人躲到山上和河边去。观日出流水。爬到家中院里那棵厚皮橡树上去，在那树枝上读书，思索。
   　一次伊豆温泉之行，改变了他的人生，一个美妙少女的一声赞美，解开了他冰封的心，因为少年心中的女性是花朵，代表了美。
   　伊豆之旅，始于川端康成二十岁。
   　他头戴高等学校的学生帽，身穿藏青色碎白花纹的上衣，围着裙子，肩上挂着书包，独自去伊豆旅行。在前往汤岛的途中，汤川桥附近，他遇见了一位歌女。那歌女看上去大约十七岁，头上盘着大得出奇的旧式发髻，使她的鹅蛋脸显得非常小，显得又美又调和。她就像历史小说上头发画得特别丰盛的姑娘的画像一样美丽生动。川端康成被这个美妙的少女迷住了。
     　他一路追踪着这个美的偶像，却又掩饰着心迹，生怕给人窥破。当他在大雨中追上她们的队伍时，心怦怦直跳。为了接近那个美丽的身影，川端开始讨好她的哥哥，讨好那个歌女叫妈妈的艺妓太婆，他那颗从幼年就紧闭的心，透进了美的阳光，小歌女才只有十四岁，代表了女孩子人生那段最美的时光。
　　川端听着她在遥远处敲响的咚咚的鼓声，也会心满意足，那由少女纤指击出的声音，使他心里亮堂了。
　　完美之花，照亮了川端康成二十岁的心灵，也照亮了他一生的路。
　　回到学校，川端康成像换了个人儿似的，一改过去郁郁寡欢的模样，向同学们滔滔不绝地讲他的伊豆见闻，兴奋得不能自抑。 
　　 因为考入了文科，学校里的同学中有一个叫大宅壮的神童，是投稿明星，又加上自己的同学也都发表作品，这鼓励了川端康成，他便穿着“十四五钱的木屐”亲自去报社投稿。而且，不久之后，他投去的《 H中尉》和四五首短诗歌发表了，这是他上中学四年级的事。
　　从此，他的文章开始在报刊上出现，而且这一年，他被《文章世界》选为十二秀才中的第十一位。1920年，他的小说《招魂节一景》在《新思潮》上发表，获得了文坛的好评，那时，他已是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了。
　　被伊豆歌女激发出的生命活力，洋溢在他的作品里和行动中。
　　《伊豆舞女》深入人心，先后五次被改编成电影，人们在广播剧里听到了“好人哪”的清纯的女声，还在银幕上一睹舞女的芳容。文部省的国文教科书选了《伊豆舞女》，在日本的许多地方，都能看到伊豆舞女纪念碑。这些纪念碑，雕刻着舞女的独自像，也有她与“我”在一起的双人像。
　　川端康成为日本民族和世界文坛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美的形象。
　　到天国散步
　　川端一生中，有两个绰号：参加丧礼的名人和搬家的名人。意谓他从小到大，参加丧礼最多，搬家最多。
　　从伊豆到麻布，又从高圆到热海、浅草、大森力，战后的世态人情，风俗和现实，离美越来越远了。
　　川端康成为此大感失望。他无法再带着美走进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，他开始逃离日本，到西欧到国外。
      但是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整个世界都改变了，人们精神空虚、思想沉沦、道德水准下降，物欲代表了追求和理想，川端康成走遍了世界，却发现自己更孤独了，他发现了美，但是，已经没有人愿意和分享了。他自嘲地说自己成了一个“无赖闲人”。
　　1968年10月17日，川端在家中刚吃完早餐，外国通讯社的记者打电话告诉他，斯德哥尔摩决定授予他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。
　　川端康成在得到这一消息后，第一个反应竟是对妻子说：“不得了，到什么地方藏起来吧！”他惊慌失措，因为害怕受到喧嚣和干扰。
　　妻子说：“有了正式的通知，今天无论怎样都必须和新闻记者见面，这是人世间一般的礼貌。”
　　为了世间的礼貌，川端康成只好承受一切了。
　　于是，络绎不绝的祝贺电话，蜂拥而至的新闻读者，将镰仓的川端住宅挤得水泄不通。在通往川端住宅的狭小道路上，被拜访者、祝贺者、采访记者的车塞得针插不进。直到深夜，客厅里灯火通明，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灯，耀眼地闪动，庭院里也不得不临时安置了照明灯，彻底打破了平时庭院的幽暗安静。

　　这天晚上超过百人的新闻大军，和前来祝贺的政府官员，亲朋至友，造成了川端家空前绝后的喧闹声浪。川端身穿藏青色和服，不时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，时不时生气似地缄默不语，强迫自己抑制住想抽身离去的冲动，不得不在二十个麦克风前，嘟嘟囔囔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。
　　 他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是运气好，是我的运气好。我的文学，只是所谓感觉的东西。”
　　10月19日，瑞典驻日本大使拜访川端，亲手送来了正式的获奖电讯和出席授奖仪式的请柬。这一天川端家大门外数十米的狭窄道路上，全是新闻记者和车辆，宽宽的大路上停着蜿蜒的车队，几名交通警察前来维持秩序。
　　这一世界级的显赫荣誉，没给川端带来快乐，只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。
　　疲倦和不快在他脸上显现，一双锐利的大眼闪出不快的神色。
　　他对记者说：“获奖的原因，第一托日本的传统的福，因为我的作品表现了日本传统。第二托各国翻译者出色翻译的福，但用日语审查会更好。第三托三岛由纪夫君的福，他前年便进入候选人，因为太年轻不行，所以才让我碰上了。”他强调说：“我本是愉懒无用之人。”而到了11月29日，日本国会又为川端举行获奖纪念祝贺会，日本首相夫妇也前往会场。站在金碧辉煌的讲台上，川端竟十分随便地说：“我妻子在场，我可讲不出话哟。”他略说了几句，便走下讲坛，混入祝贺的人群之中了。而当12月3日，川端要从羽田机场去斯德哥尔摩参加授奖仪式，他突然生气地说：“大家请便吧，我可是不去了！”
　　好不容易参加完了一整套仪式，川端说了一声：“累了”。到旅馆倒头便睡，如释重负。
　　1972年4月16日深夜，一个不仅令日本列岛，也让世界文坛哗然震惊的消息传扬开来：川端康成自杀身亡。
　　4月16日下午二点四十五分，川端对家人说：“我散步去。”这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。这年1月中旬，川端康成在玛丽娜公寓的四楼购置了一套房间，做工作室，每周三次带助手去写作。
　　下午他一个人离家，直到晚上未归，家人吩咐川端的助手岛守敏惠去公寓寻找，岛守在九点四十五分到达工作室时，发现川端已身亡。
　　 他死亡时间是下午六点，公寓管理人员说，川端下午三点到了公寓。助手去公寓时，只见他躺在盥洗室的棉被上，口含煤气管，已没了气息。枕边，放着打开瓶盖的威士忌酒和酒杯。没有留下遗书。
　　我们找到了川端康成自杀之谜：他是个没有牵挂的人了，为了美的事业，他穷尽了一生的心血，直到七十三岁高龄，还每周三次伏案写作。但他身体不好，创作与《雪国》齐名的《古都》后，住进了医院内科，多年持续不断用安眠药，从写作《古都》之前，就到了滥用的地步。老早就想摆脱安眠药的川端，乘《古都》写完之机，在某一天，突然停止了服药，却发生了戒药症状及不良反应，被送进东大医院，入院十天左右神志昏迷不醒，他写到了身体的极限。作为普通人，他尽了心力，走遍了世界，为美奔波到老。
　　而作为艺术家，他觉得“死是最高的艺术，死就是生”。那么，他是殉职而死，尤其是离开家，走到工作室去结束生命，更说明了他的用意之深。